第一章 摩挲中国文明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巴比伦、印度由于种种原因，其古代文明早已随着岁月的风尘灰飞烟灭、中断衰竭了，唯有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明，如此博大而辉煌，虽命运多舛历尽沧桑，迄今却仍然生生不息，凸显出极为坚韧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余秋雨先生认为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虽然有的时候乍一看上去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却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翻开人类的历史首页，我们不难发现，洞穴是人类最初的摇篮，那里有我们祖先的白骨、初民的文化，它给了人类最初的温馨和最原始的安全感；后来洞穴又演变成窑、窟，变成了我们的家，变成了众多艺术家发挥艺术才能和抒发感情的地方。同时，人类的精神世界也透过几千年的层层累聚，吐纳了百代的独特秉赋，逐步摆脱了原始的恐惧与困惑，有了自己特有的宗教信仰、故事传说和节庆风俗。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和意识形态的完善，原始的洞穴文明几经演变，形成了今日的城市文明，这些都饱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证据。
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徜徉时，完全可以嗅到史河水里渗透出来的“失落”气息。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们“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作为“飞天的后人”，我们在被莫高窟艺术傲视异邦古迹、吐纳百代的独特魅力所折服的同时，也要寻找那些失落在异邦的“文明碎片”，我们只有正视那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才能反思；傩文化，作为我国历史上曾经盛行过的一种文化风俗、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华夏民族驱邪纳祥的祈望，也显示出中国传统象征文化的魅力；我们既要保存这种文化，也要塑造中华民族崇尚科学、进取发展的新形象；“比之于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上海，一个历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上海文明”，中国的城市从古至今，几经沿革，发展到现代，依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城市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它天生的脆弱性，还有被消蚀的可能；如果我们的后代面对这些日益窘迫的问题仍然是“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中华文明）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余秋雨先生用其艺术史家特有的眼光，和诗人般的语言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中华文明史的伟大而独特的本质特征，并上升到一种深邃高远的思想境界，表现了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断地启发我们要对中华文明史进行反思，要以独持的眼光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去思考人生、历史、世界，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内涵等待我们去挖掘！
来自洞穴的火光
◎别有天地非人间
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成语。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门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
——《白莲洞》
“洞穴”是一种特征很明显的自然现象。汉语中的“洞穴”一词包括“洞”和“穴”两部分内容：“洞”的本义是指水疾流的状态，是非生命的物理现象；而“穴”则是指生命生态系统中动物栖息的地方和人类的住宅房屋。
早期的人类，如“北京人”、“山顶洞人”等都是居住在洞穴中的。《易经》中记载有：“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这表明，我们的祖先，最初的居住方式为穴居。人类所居住的洞穴具有安全、舒适等优点，其空间特点和结构特征都代表了一种生态文明，反映了人类从动物本性到人类天性的发展。
在汉语词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有意义的词汇：“山洞”、“窑洞”、“洞房”、“洞天”、“别有洞天”、“龙穴”、“穴位”等等。《汉典》中，对“别有洞天“是这样解释的：“洞中另有一个天地。形容风景奇特，引人入胜。”语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山中问答》：“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恰是因为时间的渺远，空间的远隔，许多美好的话题由此而产生。这或许是因为“宇”和“宙”始终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里用“温软的手指触摸着**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
揭开人类历史的神秘面纱，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最初的摇篮就是洞穴。早在70万年至20万年以前，在北京人还保留着猿的特点的远古时期，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就保存有古人类生活的遗迹。如此算来，我们的祖先栖居于洞穴之中的历史至少有近百万年。那里不仅埋有我们祖先的白骨，还有我们初为人类的文化。
从类人猿历经演变、进化，发展成为现代人，人类最初的安全感和温馨都得益于洞穴：当时的人类以狩猎为生，在洞穴中他们感到很安全，在洞口生火，这样既能取暖又能让他们烤肉的同时防范野兽的攻击，这是种简单的生活，是当时所有人类的基本生活。在这里，生命得以孕育，种族得以延续。人类文明的探询之路也由此起步，要知道，这条路并不好走，时而波涛汹涌，起伏不定；时而万马齐喑，陷入困顿；时而一马平川，星光灿烂；时而暗流湍生，柳暗花明……但无论何种情形，人类文明总是在洞穴的佑护下、在人类的勤劳中孕育出惊喜。
余秋雨先生曾在白莲洞前感叹“白莲洞要么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其实，白莲洞看上去和其它普通的溶洞并没有多少区别，余秋雨先生只是把它当成了人类文明的一面镜子，驾驭着神奇的笔墨，先沿着时间的隧道考察过去，随之又升高盘旋，思索着人类当前面临的困惑以及未来的世界。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一切都会成为人类寻求进步的动力。白莲洞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溶洞，只是三十多年前，古人类学家的一次意外野外考察，才发现了这个看似普通，实则却和远古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关系的溶洞。1980年，柳州市博物馆，在该市西南约十二公里的白面山山腰处的白莲洞中，发观一枚白莲洞人牙化石——属于左侧第三下臼齿。（黄现璠著《壮族通史》）这枚牙齿是在白莲洞的外厅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器等。事实上，位于市南郊莲花山上的白莲洞，既没有五彩缤纷的奇峰异石，也没有许多著名溶洞所具有的鬼斧神工，这里只分为外厅和后部长穴道两部分：外厅宽敞、明亮，穴道屈曲，后部开阔。但这里却记载了我们的祖先为了更好地生存，历经磨难，勇敢地走进溶洞，和成群的猛兽进行生死搏斗，抗争、失败、再抗争，最终获得胜利，成为万物灵长的历史。白莲洞作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中国第一座洞穴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表明，生活在大约距今5万年以前的“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做熟食，形成了白莲洞文化。
如今，洞穴已经发生了变化，有的成了屋、有的成了楼，而陕北的窑洞却一直流传至今。曾经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就恋那一排排窑洞，就恋那一道道坎坎，就恋那一道道沟沟，就恋那一条条炊烟……”几句歌词，勾勒出了黄土地域的风貌：沟沟、坎坎、炊烟和窑洞，组合成一个朴实的地区，一幅苍凉的水墨画，一段沧桑的历史。窑洞作为天然的容纳居所，经过千年演化发展，由一支小溪汇聚为江湖，发展为一个大家族。值得肯定的是现代窑洞都是在先祖居住的石窟、土洞基础上不断演绎的结果。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了陕西一带窑洞里世世代代居住的人们，他们是怎么沿袭下来的？为什么不用砖石或木头建造房屋？是他们有窑洞情结，还是根本无法离开窑洞？其实，那是当地的地质地貌的缘故。当地处于黄土高原，在黄沙里种植庄稼都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更别提建造房屋了。薄薄的一层泥土，一遇到大风，就会被掀起，于是满天尘土飞扬。常年难得下雨，使当地的气候十分干燥，那黄沙泥土，按旧时的烧制技术很难烧成砖瓦。黄沙泥土里的庄稼随时有干枯的危险，树木想必也不容易成活，树少，能建筑房屋的树木自然也少得可怜。而窑洞，只需选好向阳的山坡，哪怕只有十来米高，也能挖出一个洞穴来供人居住。可想而知，这样的洞穴肯定大不了。就因为洞穴大不了，大小形状就像一些烧制陶器的土窑，简单而便捷，因此，这种小洞穴就被称作窑洞了。它们连连系系，珠珠串串，因地制宜，因材而建，形成千姿百态，蔚为壮观的陕北大窑洞体系，屹立于黄土高原上，成为陕北的地标性建筑，也是陕北的名片及代名词。
建造窑洞是一项非常繁浩的工程，深度按五米，长宽各按十五米开挖，净土方量就有上千立方。在没有机械化生产工具的年代，一个人一天按二十立方的运送量计，得花费近两个月的时间，再加上窑洞的开挖和土方运送，可以想象，我们的先民在建造这种窑洞时所付出的劳动量有多大？于是在陕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亲戚、好友、家族、乡邻间的互助互帮习俗。谁家红白过事，谁家建房凿窑，谁家夏收秋种，谁家病人卧床，只要招呼一声，都会二话不说，倾其所力，帮之不辞。久而久之，家族村邻，抱团为帮，拔刀相助。重义气、好爽气、显豪气的人格脾性成为他们的一大表征。这可能就是地理环境造化了陕北人的独特性格。
为了采光，窑洞还必须开窗，古代用麻布或粗纸，现代用玻璃，像模像样的窗户，加上简易的木门，一个供人居住的家就形成了。一个山丘短的窑洞可能几米十几米，长的可达百米、数百米，海拔高的也可达几百米，因此当几个几十个窑洞开在同一座山丘时，那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看上去就像城市里的楼房，同样是壮观的；只是在那种壮观里，还给人一种苍凉的、风雨飘摇的感觉。
窑洞前的路，自然也是崎岖而坎坷的，从这家到那家，几乎没有平坦宽阔的路。随处可见的，还有深达几米几十米的山崖，崖下种着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因干旱而失去了鲜亮的绿色，显示出一种病黄。巴掌大的一块地里，还能看到几根山芋藤在顽强地生长着。
窑洞人民对任何生活艰辛都不屈服的信念，把他们的梦想带出了尘土飞扬的地带，他们利用自己的年轻和朝气，凭借着辛勤的劳动，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窑洞。一座座砖石房屋的建造，已经将窑洞人民带离了穴居生活的时代，那些废弃的窑洞尽管被杂草或乱树掩映着，无言地诉说着它们的沧桑和酸涩，但是你仍然要为它们的主人感到高兴。
极具地域风格和特色的窑洞，由于近些年来现代建筑物的发展和替代，已经越来越难寻觅它的身姿了。在陕西西部或南部一些农村还偶尔能找到几孔，看到几间，也是常年无人居住，破败不堪。不免令人生出几分惋惜和凄楚，在往后的几年或几十年，恐怕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了，它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
时代脚步轰轰然踏进二十一世纪，再没有人去修筑这种下沉式窑洞来居住了，那些原有的窑洞也随着主人的离去在凄荒苍凉中慢慢坍塌遗落，留下几座土坑，几个黑洞。也许有哪个落魄者会找到它躲躲风、避避雨，而后扬起一把柴灰，抹下一把眼水，不再留恋，毅然逃离……
人类凭借着独具的智慧，在从直立行走至今几百万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地球的主宰；凭借着勤劳、勇敢，从洞穴中走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然而，文明从这里来，罪恶也从这里出，人类在走出来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余秋雨先生是这样说的，“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人类的进步确立了自身在大自然中的统治地位，但是，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依然存在，有时还会占上风。
从古至今，始终有极少数人，为了个人的、集团的、区域性的利益，不断地制造与世界潮流不和谐的音符，对整个人类利益进行践踏，罪恶、暴力和战争时有出现。余秋雨先生在《两难的实验》中说道，“现在，我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定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可想而知，人们在享受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品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这不能不让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感到困惑。
◎穿越现实的门径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
——《白莲洞》
从水域到陆地，从树上到树下，从洞里到洞外，人类的发展史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从进入文明时代那一刻起，人类便从洞穴中搬了出来，由血缘和土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或栖于茅舍竹篱，或居于楼台亭榭。然而从古至今仍不乏眷恋、追逐着洞穴生活的人们。
一千五百年前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最好的例证。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是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散文家，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朦胧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身披蓑衣、脚穿草鞋，肩荷锄头的清瘦诗人正从山上悠然而下。这样一个原本就没有迁就世俗的个性，生来就酷爱山川自然的人，却让他做不喜欢做的，让他听不喜欢听的，让他说不喜欢说的，以致于让那志气高扬的灵魂还要堕落在肮脏的红尘俗事中，非让他去做官，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那肯定是难受得很。
殊不知，早年的陶渊明也不免落俗。他幼年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清贫，也曾想通过仕途改变现状，于是怀揣着单纯的理想在漫漫仕途之路上下求索，虽饱读诗书，颇有为官之才，但“大济苍生”的宏伟抱负却始终得不到施展，先后只是做了一些小官，而且时间都不长。最终因为无法忍受官场习气，发出一声“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挂印辞官，结束了浅淡的仕途生涯，回到家乡，过着“躬耕陇亩”的生活。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便向他敞开了。
他渴望开凿一个精神的洞穴——梦想中的桃花源，好让他避身其中，逃离现实。这篇千古名文《桃花源记》说的是武陵地方的一个渔夫，沿着一条小溪航行，忽然看到山中有一个洞口，就丢下船只从这个缺口中进去，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土地平旷，房屋整齐，人民生活古朴自然而富裕，男女老少熙熙为乐。看到渔人，人们大吃一惊，纷纷请他回家吃饭饮酒，自称是祖先为了逃避秦朝的战乱，躲进桃花源生活。这些人不知道秦以后有过汉朝，汉朝以后又有了晋朝。渔人在桃花源住了几天想家了，就和这里的人告别，出了桃花源。等他以后再去寻找，却如何也找不到了。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陶渊明用简净的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极富感染力。然而，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罢了。
对于在此用“逃离”来形容陶渊明，林语堂先生是持否定意见的。林语堂先生认为“他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谈到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林语堂先生说：“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鲁迅先生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我们更多人之所以能记住陶渊明的名字，正是因为那篇《桃花源记》。对于这篇《桃花源记》为什么能轰传百代，余秋雨先生认为，关键“就在于它开凿了这样一个洞口”，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洞口。从此这个默默开放的洞穴，被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中说“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
在这个挑战之后，有一个挑战却是响当当的。这个挑战为世人所流泪，它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乾隆。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有趣的帝王，一个真正的唯我独尊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统治着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近3亿人口，写出了超过44000多首所谓的“诗”和数千散文，而且，他还是一个音乐家，一个水平出众的书法家，也是一个热心的三流画家。作为统治者他事必躬亲，对行政事务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亲自签署其**所颁发的每一条法令，并在中国进行了超过150次的长时期民间巡游、会见、探访和核查，以保证地方官员对他言听必从。但同时，他也大兴文字狱，宠幸大贪官和珅，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这样评价乾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
乾隆在位期间做了一个怎样的挑战呢？那就是“闭关锁国”。1793年英国使团来华，并提出了一系列双方贸易方案，先不说对方目的如何，乾隆皇帝不仅没答应，还把已经开放的港口也关闭了起来。“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而又不详的气氛。”他独自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寒鸦凄迷。以致历史上对乾隆皇帝的评价向来是有功亦有过，人们无法忘记那段把国人封锁在“洞穴”中、与世隔绝的历史。
也许正是因为闭关锁国的悲剧太苦涩，致使它留下的阴影历经百年而不退，至今仍让国人耿耿于怀。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中说，“我们再也不要躺在‘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四大发明”和其他零星“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针对上面的问题，余秋雨先生在《迷昧和保守》一文中提出质疑并做了回答，“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这些年来，虽然我们已经走上了复兴之路，但我们似乎还是没有摆脱这种惋惜的心态。
人类进入高度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对洞居生活又有了新发现、新认识。科学家们对山西省住窑洞而得以长寿的人，进行了50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他们之所以长寿，是因为窑洞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修仙求道的人多在洞中修炼，其中有很多人又得以高寿的原因。相传江西庐山的仙人洞，就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修炼的地方。
从洞里走出来，又从洞外走进去，再从洞里走出来。刚刚摆脱困惑，又陷入新的困惑之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态度又当如何？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做了最后的回答：“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才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巴比伦、印度由于种种原因，其古代文明早已随着岁月的风尘灰飞烟灭、中断衰竭了，唯有中华民族的数千年文明，如此博大而辉煌，虽命运多舛历尽沧桑，迄今却仍然生生不息，凸显出极为坚韧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余秋雨先生认为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虽然有的时候乍一看上去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却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翻开人类的历史首页，我们不难发现，洞穴是人类最初的摇篮，那里有我们祖先的白骨、初民的文化，它给了人类最初的温馨和最原始的安全感；后来洞穴又演变成窑、窟，变成了我们的家，变成了众多艺术家发挥艺术才能和抒发感情的地方。同时，人类的精神世界也透过几千年的层层累聚，吐纳了百代的独特秉赋，逐步摆脱了原始的恐惧与困惑，有了自己特有的宗教信仰、故事传说和节庆风俗。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和意识形态的完善，原始的洞穴文明几经演变，形成了今日的城市文明，这些都饱含了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证据。
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在中华文明史的长河中徜徉时，完全可以嗅到史河水里渗透出来的“失落”气息。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们“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作为“飞天的后人”，我们在被莫高窟艺术傲视异邦古迹、吐纳百代的独特魅力所折服的同时，也要寻找那些失落在异邦的“文明碎片”，我们只有正视那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才能反思；傩文化，作为我国历史上曾经盛行过的一种文化风俗、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华夏民族驱邪纳祥的祈望，也显示出中国传统象征文化的魅力；我们既要保存这种文化，也要塑造中华民族崇尚科学、进取发展的新形象；“比之于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上海，一个历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短短的时间里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上海文明”，中国的城市从古至今，几经沿革，发展到现代，依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城市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它天生的脆弱性，还有被消蚀的可能；如果我们的后代面对这些日益窘迫的问题仍然是“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中华文明）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余秋雨先生用其艺术史家特有的眼光，和诗人般的语言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中华文明史的伟大而独特的本质特征，并上升到一种深邃高远的思想境界，表现了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断地启发我们要对中华文明史进行反思，要以独持的眼光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去思考人生、历史、世界，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内涵等待我们去挖掘！
来自洞穴的火光
◎别有天地非人间
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成语。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门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
——《白莲洞》
“洞穴”是一种特征很明显的自然现象。汉语中的“洞穴”一词包括“洞”和“穴”两部分内容：“洞”的本义是指水疾流的状态，是非生命的物理现象；而“穴”则是指生命生态系统中动物栖息的地方和人类的住宅房屋。
早期的人类，如“北京人”、“山顶洞人”等都是居住在洞穴中的。《易经》中记载有：“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这表明，我们的祖先，最初的居住方式为穴居。人类所居住的洞穴具有安全、舒适等优点，其空间特点和结构特征都代表了一种生态文明，反映了人类从动物本性到人类天性的发展。
在汉语词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有意义的词汇：“山洞”、“窑洞”、“洞房”、“洞天”、“别有洞天”、“龙穴”、“穴位”等等。《汉典》中，对“别有洞天“是这样解释的：“洞中另有一个天地。形容风景奇特，引人入胜。”语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山中问答》：“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恰是因为时间的渺远，空间的远隔，许多美好的话题由此而产生。这或许是因为“宇”和“宙”始终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里用“温软的手指触摸着**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
揭开人类历史的神秘面纱，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最初的摇篮就是洞穴。早在70万年至20万年以前，在北京人还保留着猿的特点的远古时期，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就保存有古人类生活的遗迹。如此算来，我们的祖先栖居于洞穴之中的历史至少有近百万年。那里不仅埋有我们祖先的白骨，还有我们初为人类的文化。
从类人猿历经演变、进化，发展成为现代人，人类最初的安全感和温馨都得益于洞穴：当时的人类以狩猎为生，在洞穴中他们感到很安全，在洞口生火，这样既能取暖又能让他们烤肉的同时防范野兽的攻击，这是种简单的生活，是当时所有人类的基本生活。在这里，生命得以孕育，种族得以延续。人类文明的探询之路也由此起步，要知道，这条路并不好走，时而波涛汹涌，起伏不定；时而万马齐喑，陷入困顿；时而一马平川，星光灿烂；时而暗流湍生，柳暗花明……但无论何种情形，人类文明总是在洞穴的佑护下、在人类的勤劳中孕育出惊喜。
余秋雨先生曾在白莲洞前感叹“白莲洞要么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其实，白莲洞看上去和其它普通的溶洞并没有多少区别，余秋雨先生只是把它当成了人类文明的一面镜子，驾驭着神奇的笔墨，先沿着时间的隧道考察过去，随之又升高盘旋，思索着人类当前面临的困惑以及未来的世界。
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一切都会成为人类寻求进步的动力。白莲洞原本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溶洞，只是三十多年前，古人类学家的一次意外野外考察，才发现了这个看似普通，实则却和远古人类的发展有着重要关系的溶洞。1980年，柳州市博物馆，在该市西南约十二公里的白面山山腰处的白莲洞中，发观一枚白莲洞人牙化石——属于左侧第三下臼齿。（黄现璠著《壮族通史》）这枚牙齿是在白莲洞的外厅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哺乳动物化石及石器等。事实上，位于市南郊莲花山上的白莲洞，既没有五彩缤纷的奇峰异石，也没有许多著名溶洞所具有的鬼斧神工，这里只分为外厅和后部长穴道两部分：外厅宽敞、明亮，穴道屈曲，后部开阔。但这里却记载了我们的祖先为了更好地生存，历经磨难，勇敢地走进溶洞，和成群的猛兽进行生死搏斗，抗争、失败、再抗争，最终获得胜利，成为万物灵长的历史。白莲洞作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中国第一座洞穴博物馆，里面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化石表明，生活在大约距今5万年以前的“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做熟食，形成了白莲洞文化。
如今，洞穴已经发生了变化，有的成了屋、有的成了楼，而陕北的窑洞却一直流传至今。曾经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就恋那一排排窑洞，就恋那一道道坎坎，就恋那一道道沟沟，就恋那一条条炊烟……”几句歌词，勾勒出了黄土地域的风貌：沟沟、坎坎、炊烟和窑洞，组合成一个朴实的地区，一幅苍凉的水墨画，一段沧桑的历史。窑洞作为天然的容纳居所，经过千年演化发展，由一支小溪汇聚为江湖，发展为一个大家族。值得肯定的是现代窑洞都是在先祖居住的石窟、土洞基础上不断演绎的结果。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了陕西一带窑洞里世世代代居住的人们，他们是怎么沿袭下来的？为什么不用砖石或木头建造房屋？是他们有窑洞情结，还是根本无法离开窑洞？其实，那是当地的地质地貌的缘故。当地处于黄土高原，在黄沙里种植庄稼都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更别提建造房屋了。薄薄的一层泥土，一遇到大风，就会被掀起，于是满天尘土飞扬。常年难得下雨，使当地的气候十分干燥，那黄沙泥土，按旧时的烧制技术很难烧成砖瓦。黄沙泥土里的庄稼随时有干枯的危险，树木想必也不容易成活，树少，能建筑房屋的树木自然也少得可怜。而窑洞，只需选好向阳的山坡，哪怕只有十来米高，也能挖出一个洞穴来供人居住。可想而知，这样的洞穴肯定大不了。就因为洞穴大不了，大小形状就像一些烧制陶器的土窑，简单而便捷，因此，这种小洞穴就被称作窑洞了。它们连连系系，珠珠串串，因地制宜，因材而建，形成千姿百态，蔚为壮观的陕北大窑洞体系，屹立于黄土高原上，成为陕北的地标性建筑，也是陕北的名片及代名词。
建造窑洞是一项非常繁浩的工程，深度按五米，长宽各按十五米开挖，净土方量就有上千立方。在没有机械化生产工具的年代，一个人一天按二十立方的运送量计，得花费近两个月的时间，再加上窑洞的开挖和土方运送，可以想象，我们的先民在建造这种窑洞时所付出的劳动量有多大？于是在陕北地区逐步形成了亲戚、好友、家族、乡邻间的互助互帮习俗。谁家红白过事，谁家建房凿窑，谁家夏收秋种，谁家病人卧床，只要招呼一声，都会二话不说，倾其所力，帮之不辞。久而久之，家族村邻，抱团为帮，拔刀相助。重义气、好爽气、显豪气的人格脾性成为他们的一大表征。这可能就是地理环境造化了陕北人的独特性格。
为了采光，窑洞还必须开窗，古代用麻布或粗纸，现代用玻璃，像模像样的窗户，加上简易的木门，一个供人居住的家就形成了。一个山丘短的窑洞可能几米十几米，长的可达百米、数百米，海拔高的也可达几百米，因此当几个几十个窑洞开在同一座山丘时，那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看上去就像城市里的楼房，同样是壮观的；只是在那种壮观里，还给人一种苍凉的、风雨飘摇的感觉。
窑洞前的路，自然也是崎岖而坎坷的，从这家到那家，几乎没有平坦宽阔的路。随处可见的，还有深达几米几十米的山崖，崖下种着高粱、玉米等农作物，因干旱而失去了鲜亮的绿色，显示出一种病黄。巴掌大的一块地里，还能看到几根山芋藤在顽强地生长着。
窑洞人民对任何生活艰辛都不屈服的信念，把他们的梦想带出了尘土飞扬的地带，他们利用自己的年轻和朝气，凭借着辛勤的劳动，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窑洞。一座座砖石房屋的建造，已经将窑洞人民带离了穴居生活的时代，那些废弃的窑洞尽管被杂草或乱树掩映着，无言地诉说着它们的沧桑和酸涩，但是你仍然要为它们的主人感到高兴。
极具地域风格和特色的窑洞，由于近些年来现代建筑物的发展和替代，已经越来越难寻觅它的身姿了。在陕西西部或南部一些农村还偶尔能找到几孔，看到几间，也是常年无人居住，破败不堪。不免令人生出几分惋惜和凄楚，在往后的几年或几十年，恐怕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了，它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
时代脚步轰轰然踏进二十一世纪，再没有人去修筑这种下沉式窑洞来居住了，那些原有的窑洞也随着主人的离去在凄荒苍凉中慢慢坍塌遗落，留下几座土坑，几个黑洞。也许有哪个落魄者会找到它躲躲风、避避雨，而后扬起一把柴灰，抹下一把眼水，不再留恋，毅然逃离……
人类凭借着独具的智慧，在从直立行走至今几百万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地球的主宰；凭借着勤劳、勇敢，从洞穴中走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然而，文明从这里来，罪恶也从这里出，人类在走出来的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余秋雨先生是这样说的，“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人类的进步确立了自身在大自然中的统治地位，但是，人性中丑陋的一面依然存在，有时还会占上风。
从古至今，始终有极少数人，为了个人的、集团的、区域性的利益，不断地制造与世界潮流不和谐的音符，对整个人类利益进行践踏，罪恶、暴力和战争时有出现。余秋雨先生在《两难的实验》中说道，“现在，我国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定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可想而知，人们在享受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品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这不能不让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们感到困惑。
◎穿越现实的门径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
——《白莲洞》
从水域到陆地，从树上到树下，从洞里到洞外，人类的发展史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从进入文明时代那一刻起，人类便从洞穴中搬了出来，由血缘和土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或栖于茅舍竹篱，或居于楼台亭榭。然而从古至今仍不乏眷恋、追逐着洞穴生活的人们。
一千五百年前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最好的例证。陶渊明，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是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散文家，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朦胧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身披蓑衣、脚穿草鞋，肩荷锄头的清瘦诗人正从山上悠然而下。这样一个原本就没有迁就世俗的个性，生来就酷爱山川自然的人，却让他做不喜欢做的，让他听不喜欢听的，让他说不喜欢说的，以致于让那志气高扬的灵魂还要堕落在肮脏的红尘俗事中，非让他去做官，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那肯定是难受得很。
殊不知，早年的陶渊明也不免落俗。他幼年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清贫，也曾想通过仕途改变现状，于是怀揣着单纯的理想在漫漫仕途之路上下求索，虽饱读诗书，颇有为官之才，但“大济苍生”的宏伟抱负却始终得不到施展，先后只是做了一些小官，而且时间都不长。最终因为无法忍受官场习气，发出一声“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挂印辞官，结束了浅淡的仕途生涯，回到家乡，过着“躬耕陇亩”的生活。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便向他敞开了。
他渴望开凿一个精神的洞穴——梦想中的桃花源，好让他避身其中，逃离现实。这篇千古名文《桃花源记》说的是武陵地方的一个渔夫，沿着一条小溪航行，忽然看到山中有一个洞口，就丢下船只从这个缺口中进去，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土地平旷，房屋整齐，人民生活古朴自然而富裕，男女老少熙熙为乐。看到渔人，人们大吃一惊，纷纷请他回家吃饭饮酒，自称是祖先为了逃避秦朝的战乱，躲进桃花源生活。这些人不知道秦以后有过汉朝，汉朝以后又有了晋朝。渔人在桃花源住了几天想家了，就和这里的人告别，出了桃花源。等他以后再去寻找，却如何也找不到了。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陶渊明用简净的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极富感染力。然而，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罢了。
对于在此用“逃离”来形容陶渊明，林语堂先生是持否定意见的。林语堂先生认为“他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谈到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林语堂先生说：“他不曾做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鲁迅先生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我们更多人之所以能记住陶渊明的名字，正是因为那篇《桃花源记》。对于这篇《桃花源记》为什么能轰传百代，余秋雨先生认为，关键“就在于它开凿了这样一个洞口”，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洞口。从此这个默默开放的洞穴，被埋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中说“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
在这个挑战之后，有一个挑战却是响当当的。这个挑战为世人所流泪，它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乾隆。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有趣的帝王，一个真正的唯我独尊的皇帝。他在位期间统治着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近3亿人口，写出了超过44000多首所谓的“诗”和数千散文，而且，他还是一个音乐家，一个水平出众的书法家，也是一个热心的三流画家。作为统治者他事必躬亲，对行政事务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亲自签署其**所颁发的每一条法令，并在中国进行了超过150次的长时期民间巡游、会见、探访和核查，以保证地方官员对他言听必从。但同时，他也大兴文字狱，宠幸大贪官和珅，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这样评价乾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
乾隆在位期间做了一个怎样的挑战呢？那就是“闭关锁国”。1793年英国使团来华，并提出了一系列双方贸易方案，先不说对方目的如何，乾隆皇帝不仅没答应，还把已经开放的港口也关闭了起来。“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而又不详的气氛。”他独自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寒鸦凄迷。以致历史上对乾隆皇帝的评价向来是有功亦有过，人们无法忘记那段把国人封锁在“洞穴”中、与世隔绝的历史。
也许正是因为闭关锁国的悲剧太苦涩，致使它留下的阴影历经百年而不退，至今仍让国人耿耿于怀。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中说，“我们再也不要躺在‘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四大发明”和其他零星“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的步伐。”针对上面的问题，余秋雨先生在《迷昧和保守》一文中提出质疑并做了回答，“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这些年来，虽然我们已经走上了复兴之路，但我们似乎还是没有摆脱这种惋惜的心态。
人类进入高度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对洞居生活又有了新发现、新认识。科学家们对山西省住窑洞而得以长寿的人，进行了50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他们之所以长寿，是因为窑洞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修仙求道的人多在洞中修炼，其中有很多人又得以高寿的原因。相传江西庐山的仙人洞，就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修炼的地方。
从洞里走出来，又从洞外走进去，再从洞里走出来。刚刚摆脱困惑，又陷入新的困惑之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态度又当如何？余秋雨先生在《白莲洞》做了最后的回答：“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才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背景色
直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