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这种被我们戏称为“站站停”的小型飞机于7月23日上午九点半从乌鲁木齐机场出发，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库尔勒。机舱内年轻的空姐就像壁画上的菩萨一样相貌端庄，飞机上有广播提醒乘客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飞行里程约三百五十公里，库尔勒的地面温度为32℃。不，其实说不上是广播，因为她们并没有使用麦克风。机上的乘客总计只有二十四人，她们那银铃般的声音大家都能听得清楚。
库尔勒的机场大楼，感觉就像农村的等候室一样。定好的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不到二十分钟便被告知“马上出发了”。如此匆匆，甚至都没来得及感伤一番。
库尔勒这个地名虽然是用汉字写成的，但我对片假名“コルラ”这三个字更为熟悉。1934年的三四月间，斯文·赫定曾被监禁在此处长达二十多天。当年他来罗布泊探险，途中不幸被卷入马仲英事件，不仅卡车被夺走，而且还惨遭禁足。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可参见他的著作《行走在战乱的西域》，该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库尔勒为舞台展开描写的。在这本书中，我就曾多次读到“库尔勒”这个地名。
马仲英是个年轻的回族将领。他曾在甘肃、青海等地生活。少年时代的马仲英也是个淘气的孩子，虽然也曾入南京军官学校学习，但比起学校训练，他更加向往真实的战场，于是退学后来到了西北。当时，乌鲁木齐地区连续出现因权力斗争而产生的武装政变和阴谋反叛，马仲英感觉到这是天赐良机。他想要在丝绸之路上建立**王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于是在甘肃举兵，随后攻打**。不过他在一系列激战之后节节败退，后来不得不退守喀什，最终亡命苏联。
斯文·赫定就是被马仲英败军在喀什捕获的。马仲英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当时，乌鲁木齐的实权派人物盛世才依靠苏联的支持，获得了大量军事援助。乘坐在从斯文·赫定那里抢来的卡车上，狼狈败逃的马仲英依然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大言不惭道：“他盛世才要是没有苏联的飞机、装甲车和大炮，我们怎么可能失败呢？待我在天山南路重整旗鼓，日后必定占领**全境。”
其实即使没有苏联援助，当时乌鲁木齐的军事力量也远超马仲英的想象。“九一八事变”后，昨天还和日军交战且实战经验丰富的东北军便经西伯利亚“移驻”**。当时的马仲英不过二十五六岁，要是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实现了在丝绸之路建立**王国的“梦想”，岂不等于说当时的**不堪一击？
20世纪前半叶，马仲英将**卷入战乱的泥潭，使**各地惨遭破坏，其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和19世纪的阿古柏叛乱相提并论。
阿古柏出生于塔什干，是中亚浩罕汗国的将军。当时，北方帝政时代的沙俄不断扩张领土，中亚浩罕汗国也未能幸免，遭到了沙俄的进攻。阿古柏不敌，便占领喀什作为据点，随后又继续占领了和田、阿克苏、库车等地，并将势力向吐鲁番延伸，而且以托克逊为都城建立了**王国。虽然当时清朝国力衰微，但绝不允许有国中之国，于是朝廷派遣左宗棠远征西北。
当时的阿古柏依靠沙俄，加上英国的支持，可谓横行无忌。而俄、英都是帝国主义阵营里的侵略急先锋，他们也想借助阿古柏达到入侵中国西部的目的。不过，此时的阿古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获得“埃米尔”称号，而当时只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王才能授予他这份荣誉，于是他和土耳其建立了所谓的邦交关系，却不想引发了和土耳其敌对的沙俄的强烈不满。当上“埃米尔”的四年后，阿古柏便受到了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围剿，当他再向沙俄求援时，遭到了沙俄的拒绝。
在吐鲁番失守、都城托克逊沦陷之后，阿古柏再次败逃，不久便死在了库尔勒。关于其死因，有“自杀说”“暗杀说”和“病死说”多种，但他死的那年正好爆发了俄土战争，所以时间应为1877年无疑。
“哦，今年正好是他去世一百年。”我边想边急匆匆地从候机厅走向机场摆渡车。
回想起斯文·赫定、马仲英、阿古柏这些早已逝去的历史人物时，库尔勒在我的大脑中反复回荡。古代这里曾被称为“焉耆”。如今，在库尔勒东北地区还有一个名为“焉耆”的回族自治县。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焉耆尼国”的记载，而且还特别加了“旧称焉耆”的注释。焉耆片假名为“カラシャール”，但我却对汉字叫法更为熟悉。《汉书·西域传》中，“焉耆”这一名称赫然在列，所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把机场建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是全世界的惯用做法，从库尔勒机场到市区有三十多分钟车程。
“下机的旅客请乘车。”空姐提醒我们。
机场安排了接送车辆，下飞机后我发现那是辆吉普车，原来在库尔勒下车的只有四五个人，一辆吉普车就足够了。从空中俯瞰时，感觉山峦离我们很近，但落地之后才发现依然很遥远。当我问到市区在哪里时，阿布都拉不假思索地指着白杨林方向告诉我就在那边。
《西域水道记》一书中记载，库尔勒以北二十里有遮留谷，再往北便是要害之地，那里设有关隘，大概就是唐代大诗人岑参所写的“铁门关西月如练”一句中的“铁门关”吧！另外，《唐书·地理志》中也有“自焉耆西五十里有铁门关”的相关篇章。
岑参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到安西都护府赴任，并在当地为官两年。因为都护府设在库车，所以岑参曾到过位于库尔勒以北的铁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就像“玉门”这个地名随处可见一样，铁门的叫法也不止一种。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关于羯霜那国（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约六十五公里处）的记载中就出现过铁门的名称：“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后来那里果真安了铁门，并在门上悬挂了铁铃。
在登上中转飞机之前，我一直不停地东张西望。那看不到的铁门，那在尘土中疾驰的马仲英的车辆，还有那阿古柏临死前的情景都在我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
这种被我们戏称为“站站停”的小型飞机于7月23日上午九点半从乌鲁木齐机场出发，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库尔勒。机舱内年轻的空姐就像壁画上的菩萨一样相貌端庄，飞机上有广播提醒乘客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飞行里程约三百五十公里，库尔勒的地面温度为32℃。不，其实说不上是广播，因为她们并没有使用麦克风。机上的乘客总计只有二十四人，她们那银铃般的声音大家都能听得清楚。
库尔勒的机场大楼，感觉就像农村的等候室一样。定好的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不到二十分钟便被告知“马上出发了”。如此匆匆，甚至都没来得及感伤一番。
库尔勒这个地名虽然是用汉字写成的，但我对片假名“コルラ”这三个字更为熟悉。1934年的三四月间，斯文·赫定曾被监禁在此处长达二十多天。当年他来罗布泊探险，途中不幸被卷入马仲英事件，不仅卡车被夺走，而且还惨遭禁足。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可参见他的著作《行走在战乱的西域》，该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库尔勒为舞台展开描写的。在这本书中，我就曾多次读到“库尔勒”这个地名。
马仲英是个年轻的回族将领。他曾在甘肃、青海等地生活。少年时代的马仲英也是个淘气的孩子，虽然也曾入南京军官学校学习，但比起学校训练，他更加向往真实的战场，于是退学后来到了西北。当时，乌鲁木齐地区连续出现因权力斗争而产生的武装政变和阴谋反叛，马仲英感觉到这是天赐良机。他想要在丝绸之路上建立**王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于是在甘肃举兵，随后攻打**。不过他在一系列激战之后节节败退，后来不得不退守喀什，最终亡命苏联。
斯文·赫定就是被马仲英败军在喀什捕获的。马仲英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当时，乌鲁木齐的实权派人物盛世才依靠苏联的支持，获得了大量军事援助。乘坐在从斯文·赫定那里抢来的卡车上，狼狈败逃的马仲英依然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大言不惭道：“他盛世才要是没有苏联的飞机、装甲车和大炮，我们怎么可能失败呢？待我在天山南路重整旗鼓，日后必定占领**全境。”
其实即使没有苏联援助，当时乌鲁木齐的军事力量也远超马仲英的想象。“九一八事变”后，昨天还和日军交战且实战经验丰富的东北军便经西伯利亚“移驻”**。当时的马仲英不过二十五六岁，要是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青年实现了在丝绸之路建立**王国的“梦想”，岂不等于说当时的**不堪一击？
20世纪前半叶，马仲英将**卷入战乱的泥潭，使**各地惨遭破坏，其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和19世纪的阿古柏叛乱相提并论。
阿古柏出生于塔什干，是中亚浩罕汗国的将军。当时，北方帝政时代的沙俄不断扩张领土，中亚浩罕汗国也未能幸免，遭到了沙俄的进攻。阿古柏不敌，便占领喀什作为据点，随后又继续占领了和田、阿克苏、库车等地，并将势力向吐鲁番延伸，而且以托克逊为都城建立了**王国。虽然当时清朝国力衰微，但绝不允许有国中之国，于是朝廷派遣左宗棠远征西北。
当时的阿古柏依靠沙俄，加上英国的支持，可谓横行无忌。而俄、英都是帝国主义阵营里的侵略急先锋，他们也想借助阿古柏达到入侵中国西部的目的。不过，此时的阿古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获得“埃米尔”称号，而当时只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国王才能授予他这份荣誉，于是他和土耳其建立了所谓的邦交关系，却不想引发了和土耳其敌对的沙俄的强烈不满。当上“埃米尔”的四年后，阿古柏便受到了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围剿，当他再向沙俄求援时，遭到了沙俄的拒绝。
在吐鲁番失守、都城托克逊沦陷之后，阿古柏再次败逃，不久便死在了库尔勒。关于其死因，有“自杀说”“暗杀说”和“病死说”多种，但他死的那年正好爆发了俄土战争，所以时间应为1877年无疑。
“哦，今年正好是他去世一百年。”我边想边急匆匆地从候机厅走向机场摆渡车。
回想起斯文·赫定、马仲英、阿古柏这些早已逝去的历史人物时，库尔勒在我的大脑中反复回荡。古代这里曾被称为“焉耆”。如今，在库尔勒东北地区还有一个名为“焉耆”的回族自治县。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有“焉耆尼国”的记载，而且还特别加了“旧称焉耆”的注释。焉耆片假名为“カラシャール”，但我却对汉字叫法更为熟悉。《汉书·西域传》中，“焉耆”这一名称赫然在列，所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把机场建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是全世界的惯用做法，从库尔勒机场到市区有三十多分钟车程。
“下机的旅客请乘车。”空姐提醒我们。
机场安排了接送车辆，下飞机后我发现那是辆吉普车，原来在库尔勒下车的只有四五个人，一辆吉普车就足够了。从空中俯瞰时，感觉山峦离我们很近，但落地之后才发现依然很遥远。当我问到市区在哪里时，阿布都拉不假思索地指着白杨林方向告诉我就在那边。
《西域水道记》一书中记载，库尔勒以北二十里有遮留谷，再往北便是要害之地，那里设有关隘，大概就是唐代大诗人岑参所写的“铁门关西月如练”一句中的“铁门关”吧！另外，《唐书·地理志》中也有“自焉耆西五十里有铁门关”的相关篇章。
岑参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到安西都护府赴任，并在当地为官两年。因为都护府设在库车，所以岑参曾到过位于库尔勒以北的铁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就像“玉门”这个地名随处可见一样，铁门的叫法也不止一种。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关于羯霜那国（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约六十五公里处）的记载中就出现过铁门的名称：“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傍石壁，其色如铁。”后来那里果真安了铁门，并在门上悬挂了铁铃。
在登上中转飞机之前，我一直不停地东张西望。那看不到的铁门，那在尘土中疾驰的马仲英的车辆，还有那阿古柏临死前的情景都在我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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