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塘村共有八十余户,其中欠债欠租,朝夕不能自给的,就有七十余户;负累不多,弄到有饭吃有衣穿,差堪自给的,只有七八户;比较富有的只有两户。
从远处望去,我这村庄的外景,还是很好看的:村背靠着两座矮山,山上都长着茂盛的树林;村的周围,长着许多花果树,全村的房屋,都被深绿的树木掩荫着。村前是三口养鱼的塘,水明如镜,每天早晨,全村妇女们,都在这塘里洗衣服。鱼塘的前面,就是一块大田坂,在春深时节,满坂尽是绿苗,微风吹来,把绿苗吹成一层挨一层的绿的波浪。更远一点,就是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的流着,流进村右边的水口林里,被树林遮住不见了。四围的树都长出绿叶,在绿叶里跳上跳下的各种鸟儿,都鸣出悦听的声音,互相唱和着。戴笠的农民,三三两两的散在田坂上,弯身低头的在做工。这样的农村美景,比起拍照的风景片来,我觉得并不会逊色,不过我自愧不是一个文字家,不能很美丽的将它描写出来。
但是,这只是村的外景,倘若你走进村里去看看,那就有点不雅观了。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的散布在路上;房屋多是东倒西歪的,新的整齐的房屋很少;房屋内都是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各种各样的虫蚁,到处蠕蠕的爬动。到暑天时节,蝇子统治日间,蚊子统治夜间,真有点令人难堪。如果久在城市生活惯的人们,初跑进这样的乡村中来,一日都觉得难过下去的。在这样污秽环境之下,生病的人,就不少了,尤其是暑天,打皮寒[指疟疾发作。
]烂脚的特别多。如果你要责备这些农民,为什么这样不爱清洁卫生,不实行“新生活运动”,那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被人剥削,苦到饭都弄不到吃,那里还有余力来讲清洁卫生;苦到几乎不能生活,那里还能实行新生活。比如一个农民患着隔日一来的一寒一烧的病,他晓得这是打皮寒,他又晓得治皮寒顶好的药,就是鬼子丸——金鸡纳霜丸,农民只晓得叫鬼子丸,当他问人:“鬼子丸多少钱一个?”“一百钱个。”(乡村的药卖得贵,每丸要卖一百钱。)“吃几个就会断根?”“总要十几个才会断根吧。”“那吃不起,还是让挨下去;有命就会挨好来,挨不好,死了就算吧!”买几个皮寒丸来治病都无钱,让他尽病下去,病到后来,多数是肚皮上硬起一块,眼珠发黄,农民不知是脾肿胀,而说是肚子里结了一个血果。病到这个地步,这人的健康,是永难恢复的了。小孩子打皮寒更挨不住,寒烧十几次,就会瘦得一层皮包骨头的死去,每年暑天小孩子死得很多。烂脚也是一样,开头只是一个豆子般大的毒口,发红发肿;让他摆着没药医,过了几天就烂到盏口一般的大了,再尽过下去,他就成了一个“老烂脚”了!中国工农贫苦群众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如此的不值钱的。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只有苏联,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全国农村,不是改良而是彻底的改造了,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路线。现在把话说转来:我这村庄的情形如此,其他村庄的情形——说远一点,全中国村庄的情形,据我所看过的,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是人人知道,无庸讳言的了。
在我村内,我家是一大户,男女老少,共三十余口,经济地位是足以自给的中农。我家种田二百余亩,有百余亩是向着地主租来种的,每年要向地主纳租二百余石。我家的男人,凡能耕种的,都一律种田;小孩子就放牛;女人在家里烧锅弄饭,洗衣喂猪,以及纺纱绩麻,也要做着极大的劳动。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父亲的兄弟们以及我同辈的兄弟们,每人都只准到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认识自己的名字,记得来工匠账就算了,还想什么进学中秀才?”这是我家里的人常说的话。至于我们的姐妹,他们是女子,照老道理来说,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且又是“赔钱货”,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更无须读书,所以她们没有一个识字的。
我呢?我还是多读了几年书,原因是我的天资,比较我的兄弟们都聪明一点。我在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更多。训蒙的老先生,是一个穷秀才,他高兴起来,认我是个可教的孩子,就对我讲解些书中的字义文义。读过几年之后,我也就能够作些短篇文字了。我的父亲,到这时也不忍要我停学,就勉力让我继续读下去。
我到十七岁时,才进高等小学校,在校得与邵式平[邵式平(1898—1965),江西弋阳县邵家坂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他曾和方志敏一起发动弋(阳)横(封)**,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
]同志认识,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
在一九一八年,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亡国二十一条的运动。爱国运动,波及到弋阳时,我是最爱国的一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暴,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学校里发起的抵制日货、向群众讲演和示威游行,我都是忘餐废寝的去做。为得立誓不用日货,我曾将很不容易买来的几种日货用品,如脸盆、牙刷、金刚石牙粉等都打碎抛弃,情愿自己没有得用。
二十岁在高小毕业,父亲东扯西借,借到几十块钱给我来省。我投考到南昌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又因学校的腐败不堪,闹了一次风潮开除出来。
一九二二年,再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了一年,以后真是借贷无门,也就只得辍学了。
总计我共读了十一年书,在私塾五年,没有用什么钱,以后到高小、工校、南伟烈学校读书,都得用些钱。我读书用的钱,比较豪富学生用的钱,是不及他们用的百分、几百分之一,但每块钱都是从人家借来,六年用去的钱,连本带利,就变成一笔七百元的巨额债款了。这笔债款,真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得我全家人无地自存!(那时我大家已分居了。)我的父亲母亲,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处在忧愁之中,为得就是这笔债款不能还!他俩老人家,每夜鸡鸣时候,就都醒了。他们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债!“这笔债款尽欠下去,是不得了的呀!怎样才还得清这笔债呀!咳!咳!咳!……”结果,总是长嘘短叹到天明!我年暑假回家,最怕听的,就是这一类的话;但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哭丧着脸,尽以这一类的话对我谈,真逼得我坐卧不安!我如此亲尝着这负债的苦味,深味着负债人心中不可描画出来的深忧!我在二十三岁时,决然废学,固然是借贷无门,无法筹得学费;同时也不愿因我一人求学,给全家人以如此深重的忧愁!
从远处望去,我这村庄的外景,还是很好看的:村背靠着两座矮山,山上都长着茂盛的树林;村的周围,长着许多花果树,全村的房屋,都被深绿的树木掩荫着。村前是三口养鱼的塘,水明如镜,每天早晨,全村妇女们,都在这塘里洗衣服。鱼塘的前面,就是一块大田坂,在春深时节,满坂尽是绿苗,微风吹来,把绿苗吹成一层挨一层的绿的波浪。更远一点,就是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的流着,流进村右边的水口林里,被树林遮住不见了。四围的树都长出绿叶,在绿叶里跳上跳下的各种鸟儿,都鸣出悦听的声音,互相唱和着。戴笠的农民,三三两两的散在田坂上,弯身低头的在做工。这样的农村美景,比起拍照的风景片来,我觉得并不会逊色,不过我自愧不是一个文字家,不能很美丽的将它描写出来。
但是,这只是村的外景,倘若你走进村里去看看,那就有点不雅观了。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的散布在路上;房屋多是东倒西歪的,新的整齐的房屋很少;房屋内都是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各种各样的虫蚁,到处蠕蠕的爬动。到暑天时节,蝇子统治日间,蚊子统治夜间,真有点令人难堪。如果久在城市生活惯的人们,初跑进这样的乡村中来,一日都觉得难过下去的。在这样污秽环境之下,生病的人,就不少了,尤其是暑天,打皮寒[指疟疾发作。
]烂脚的特别多。如果你要责备这些农民,为什么这样不爱清洁卫生,不实行“新生活运动”,那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被人剥削,苦到饭都弄不到吃,那里还有余力来讲清洁卫生;苦到几乎不能生活,那里还能实行新生活。比如一个农民患着隔日一来的一寒一烧的病,他晓得这是打皮寒,他又晓得治皮寒顶好的药,就是鬼子丸——金鸡纳霜丸,农民只晓得叫鬼子丸,当他问人:“鬼子丸多少钱一个?”“一百钱个。”(乡村的药卖得贵,每丸要卖一百钱。)“吃几个就会断根?”“总要十几个才会断根吧。”“那吃不起,还是让挨下去;有命就会挨好来,挨不好,死了就算吧!”买几个皮寒丸来治病都无钱,让他尽病下去,病到后来,多数是肚皮上硬起一块,眼珠发黄,农民不知是脾肿胀,而说是肚子里结了一个血果。病到这个地步,这人的健康,是永难恢复的了。小孩子打皮寒更挨不住,寒烧十几次,就会瘦得一层皮包骨头的死去,每年暑天小孩子死得很多。烂脚也是一样,开头只是一个豆子般大的毒口,发红发肿;让他摆着没药医,过了几天就烂到盏口一般的大了,再尽过下去,他就成了一个“老烂脚”了!中国工农贫苦群众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如此的不值钱的。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只有苏联,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全国农村,不是改良而是彻底的改造了,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路线。现在把话说转来:我这村庄的情形如此,其他村庄的情形——说远一点,全中国村庄的情形,据我所看过的,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是人人知道,无庸讳言的了。
在我村内,我家是一大户,男女老少,共三十余口,经济地位是足以自给的中农。我家种田二百余亩,有百余亩是向着地主租来种的,每年要向地主纳租二百余石。我家的男人,凡能耕种的,都一律种田;小孩子就放牛;女人在家里烧锅弄饭,洗衣喂猪,以及纺纱绩麻,也要做着极大的劳动。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父亲的兄弟们以及我同辈的兄弟们,每人都只准到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认识自己的名字,记得来工匠账就算了,还想什么进学中秀才?”这是我家里的人常说的话。至于我们的姐妹,他们是女子,照老道理来说,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且又是“赔钱货”,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更无须读书,所以她们没有一个识字的。
我呢?我还是多读了几年书,原因是我的天资,比较我的兄弟们都聪明一点。我在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更多。训蒙的老先生,是一个穷秀才,他高兴起来,认我是个可教的孩子,就对我讲解些书中的字义文义。读过几年之后,我也就能够作些短篇文字了。我的父亲,到这时也不忍要我停学,就勉力让我继续读下去。
我到十七岁时,才进高等小学校,在校得与邵式平[邵式平(1898—1965),江西弋阳县邵家坂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他曾和方志敏一起发动弋(阳)横(封)**,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与领导者之一。
]同志认识,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
在一九一八年,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亡国二十一条的运动。爱国运动,波及到弋阳时,我是最爱国的一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暴,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学校里发起的抵制日货、向群众讲演和示威游行,我都是忘餐废寝的去做。为得立誓不用日货,我曾将很不容易买来的几种日货用品,如脸盆、牙刷、金刚石牙粉等都打碎抛弃,情愿自己没有得用。
二十岁在高小毕业,父亲东扯西借,借到几十块钱给我来省。我投考到南昌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又因学校的腐败不堪,闹了一次风潮开除出来。
一九二二年,再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了一年,以后真是借贷无门,也就只得辍学了。
总计我共读了十一年书,在私塾五年,没有用什么钱,以后到高小、工校、南伟烈学校读书,都得用些钱。我读书用的钱,比较豪富学生用的钱,是不及他们用的百分、几百分之一,但每块钱都是从人家借来,六年用去的钱,连本带利,就变成一笔七百元的巨额债款了。这笔债款,真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得我全家人无地自存!(那时我大家已分居了。)我的父亲母亲,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处在忧愁之中,为得就是这笔债款不能还!他俩老人家,每夜鸡鸣时候,就都醒了。他们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债!“这笔债款尽欠下去,是不得了的呀!怎样才还得清这笔债呀!咳!咳!咳!……”结果,总是长嘘短叹到天明!我年暑假回家,最怕听的,就是这一类的话;但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哭丧着脸,尽以这一类的话对我谈,真逼得我坐卧不安!我如此亲尝着这负债的苦味,深味着负债人心中不可描画出来的深忧!我在二十三岁时,决然废学,固然是借贷无门,无法筹得学费;同时也不愿因我一人求学,给全家人以如此深重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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