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有位王姓秀才,想央知县办件事,进了衙门纳头便拜,着实把那知县唬得一惊。
秀才何许身份?乃历县试、府试、院试而得中者,一个县能得秀才之人,寥寥无几,其虽无官职,却有功名在身,已具备了入仕的资格,虽无品衔,则俨然是一乡之精神领袖。有明一朝,重文轻武,读书人的地位相对较高,许秀才见县官而不跪。知县虽为一县父母,也是担待不起的。
“王秀才,何须行此大礼?”
王秀才道:“李翁容禀,晚生有一事相求,乞李翁应允。”
以上对话,简单之极,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何为“翁”?
王秀才口中的“翁”非指老头儿,亦不是长辈,乃是尊称,“翁”之待遇,原只有三品以上大员才受得起,真的德高望重或位高权重者,方称之为翁。
所谓礼仪,乃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出口有礼,举止大方,每一个人、每一种身份,皆有称呼,有出处,乱来不得。礼仪之邦,无非如此。
后来,巴结之风盛行,将奉承阿谀谓之礼仪,与人交往,尽量贬低自个儿,则使了劲儿抬高对方,渐渐地“翁”之地位越行越低,直至连县令亦称为翁,天下官员无不翁字当头。
再以王才秀口中的“晚生”一词来说,所谓晚生,原指晚些考科的士子,那么晚多久才算是晚生呢?七科二十一年也!
可见晚生一说,乃是后辈末学见前辈时的自称,非是随口乱诌的。争奈世风日下,好端端的礼仪,竟是这般的被糟践了。
在万历年,有一小吏,乃南京翰林院的孔目,已是六旬余外的花甲老者,时逢元旦[元旦,指春节。],照例向上级投名刺,哪承想送上去后,又被退回。
孔目不解,问同僚何故。同僚阅了其名刺,笑道:“你文后所署的是官职姓名,怕是犯了忌讳。”
孔目兀自不解,问道:“不知犯了哪个忌讳?”
同僚道:“既是送予上级的名刺,文末该署晚生。”
孔目不以为然,道:“我的年纪比他大上一轮有余,如何还称晚生了?”
“这何奇之有啊?”同僚道,“不过是自谦的称谓罢了,虽说长幼有序,但身在官场,何以为生?尊卑有别也。生存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孔目明白了,所谓礼仪,生存之道也!况且朝野上下,无论年长年幼,皆称晚生,你若固守旧礼,反倒是冥顽不灵了。故又重投名刺,这才无事。
还有一称呼,谓之老爷。有明以来,原是只有九卿、翰林、各司、府的长官,方有资格被人称为老爷,即至少从五品以上官员方可。然实际上呢,普天之下但凡戴了乌纱的,无不是老爷。老爷成了当官者的代称。
本该是雅事,然无论如何高雅,一旦越过底线,就是恶心了,比如字、号,亦如斯。
字号原是文人雅士乐衷之事,发展到后来,却已非雅士之专利了。
话说有一位铁匠,姓李名三,人称李铁匠,经人指点,做起了生意,发家致富。因有人提醒,你如今乃是有身份之人,须改个称谓。
李三一听,迭连称是,姓名源自父母,不可更改,那便取个文雅些的字吧,于是取字岳亭,自此五里八乡人皆称李岳亭,李铁匠之称号再无人呼之。
又有一位木匠,姓张名权,家中并不富裕,常为人白眼。自打开了布行,家事日盛,由是改名张仰亭,无人再予其白眼。
此二则故事,出自《醒世恒言》,倒不是说字号在各行各业流行不妥,然取字成了身份、权贵之象征,却是与风雅再无干系了。
更有甚者,奴仆、舆隶、乞丐、车夫、落草的山贼、小偷,无不人人一个雅号。
列位看官莫要惊讶,有明一朝,重文轻武,文人雅士之地位自然突出,文学大盛,百花齐放,贩夫走卒取个字号,给自个儿镀层金,本也无可厚非,然有时却也不免闹出笑话。
说是某县衙的公差,逮了几个强盗,捕头将强盗头子按倒于地,喝问:“你抢劫掳掠,为害乡里,知罪吗?”
那强盗头子道:“泉石知错矣!”
捕头也非什么文化人,听得此话,反倒愣了一愣,道:“你说的甚么?”后问旁边的几个喽啰方知,原来此人原名张大狗,因脸上有条疤,在江湖上人称张大疤子;其觉不雅,找了个秀才,取字泉石。
捕头闻言,忍不住怒笑道:“竟是比老子还风雅!”
有些粗人,发家之后,不通文墨,又想取个雅致些的字号,还有花钱请文士取字号的。
说是有个王姓皮匠,后为一方巨富,造了一座庭院,花银子请吴伟业取名。
那吴伟业何许人也?乃苏州府太仓人,字骏公,号梅村,崇祯四年的进士,诗文奇绝,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实是赫赫有名的文人。当时见王皮匠相求,他倒也不拒绝,欣然提笔,写下“阑玻楼”三字。
王皮匠也看不出是何意,只觉风雅之极,便命人裱了,挂于庭院之内,沾沾自喜。
有人问吴伟业,何以要给王皮匠那等粗鄙之人题匾,“阑玻楼”又有何典故?吴伟业笑道:“别无他意,不过东门王皮匠耳!”
显然,真正的文人,对此亦是厌恶的,恰如满天下的“翁”“老爷”,抑或是写得几篇随笔,便自以为可著书立说一般,满条街皆为“先生”“老师”,真文士焉有不反感之理?只不过面对大趋势,无可奈何,趁机恶作剧一番,以泄私愤而已。
秀才何许身份?乃历县试、府试、院试而得中者,一个县能得秀才之人,寥寥无几,其虽无官职,却有功名在身,已具备了入仕的资格,虽无品衔,则俨然是一乡之精神领袖。有明一朝,重文轻武,读书人的地位相对较高,许秀才见县官而不跪。知县虽为一县父母,也是担待不起的。
“王秀才,何须行此大礼?”
王秀才道:“李翁容禀,晚生有一事相求,乞李翁应允。”
以上对话,简单之极,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何为“翁”?
王秀才口中的“翁”非指老头儿,亦不是长辈,乃是尊称,“翁”之待遇,原只有三品以上大员才受得起,真的德高望重或位高权重者,方称之为翁。
所谓礼仪,乃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出口有礼,举止大方,每一个人、每一种身份,皆有称呼,有出处,乱来不得。礼仪之邦,无非如此。
后来,巴结之风盛行,将奉承阿谀谓之礼仪,与人交往,尽量贬低自个儿,则使了劲儿抬高对方,渐渐地“翁”之地位越行越低,直至连县令亦称为翁,天下官员无不翁字当头。
再以王才秀口中的“晚生”一词来说,所谓晚生,原指晚些考科的士子,那么晚多久才算是晚生呢?七科二十一年也!
可见晚生一说,乃是后辈末学见前辈时的自称,非是随口乱诌的。争奈世风日下,好端端的礼仪,竟是这般的被糟践了。
在万历年,有一小吏,乃南京翰林院的孔目,已是六旬余外的花甲老者,时逢元旦[元旦,指春节。],照例向上级投名刺,哪承想送上去后,又被退回。
孔目不解,问同僚何故。同僚阅了其名刺,笑道:“你文后所署的是官职姓名,怕是犯了忌讳。”
孔目兀自不解,问道:“不知犯了哪个忌讳?”
同僚道:“既是送予上级的名刺,文末该署晚生。”
孔目不以为然,道:“我的年纪比他大上一轮有余,如何还称晚生了?”
“这何奇之有啊?”同僚道,“不过是自谦的称谓罢了,虽说长幼有序,但身在官场,何以为生?尊卑有别也。生存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孔目明白了,所谓礼仪,生存之道也!况且朝野上下,无论年长年幼,皆称晚生,你若固守旧礼,反倒是冥顽不灵了。故又重投名刺,这才无事。
还有一称呼,谓之老爷。有明以来,原是只有九卿、翰林、各司、府的长官,方有资格被人称为老爷,即至少从五品以上官员方可。然实际上呢,普天之下但凡戴了乌纱的,无不是老爷。老爷成了当官者的代称。
本该是雅事,然无论如何高雅,一旦越过底线,就是恶心了,比如字、号,亦如斯。
字号原是文人雅士乐衷之事,发展到后来,却已非雅士之专利了。
话说有一位铁匠,姓李名三,人称李铁匠,经人指点,做起了生意,发家致富。因有人提醒,你如今乃是有身份之人,须改个称谓。
李三一听,迭连称是,姓名源自父母,不可更改,那便取个文雅些的字吧,于是取字岳亭,自此五里八乡人皆称李岳亭,李铁匠之称号再无人呼之。
又有一位木匠,姓张名权,家中并不富裕,常为人白眼。自打开了布行,家事日盛,由是改名张仰亭,无人再予其白眼。
此二则故事,出自《醒世恒言》,倒不是说字号在各行各业流行不妥,然取字成了身份、权贵之象征,却是与风雅再无干系了。
更有甚者,奴仆、舆隶、乞丐、车夫、落草的山贼、小偷,无不人人一个雅号。
列位看官莫要惊讶,有明一朝,重文轻武,文人雅士之地位自然突出,文学大盛,百花齐放,贩夫走卒取个字号,给自个儿镀层金,本也无可厚非,然有时却也不免闹出笑话。
说是某县衙的公差,逮了几个强盗,捕头将强盗头子按倒于地,喝问:“你抢劫掳掠,为害乡里,知罪吗?”
那强盗头子道:“泉石知错矣!”
捕头也非什么文化人,听得此话,反倒愣了一愣,道:“你说的甚么?”后问旁边的几个喽啰方知,原来此人原名张大狗,因脸上有条疤,在江湖上人称张大疤子;其觉不雅,找了个秀才,取字泉石。
捕头闻言,忍不住怒笑道:“竟是比老子还风雅!”
有些粗人,发家之后,不通文墨,又想取个雅致些的字号,还有花钱请文士取字号的。
说是有个王姓皮匠,后为一方巨富,造了一座庭院,花银子请吴伟业取名。
那吴伟业何许人也?乃苏州府太仓人,字骏公,号梅村,崇祯四年的进士,诗文奇绝,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实是赫赫有名的文人。当时见王皮匠相求,他倒也不拒绝,欣然提笔,写下“阑玻楼”三字。
王皮匠也看不出是何意,只觉风雅之极,便命人裱了,挂于庭院之内,沾沾自喜。
有人问吴伟业,何以要给王皮匠那等粗鄙之人题匾,“阑玻楼”又有何典故?吴伟业笑道:“别无他意,不过东门王皮匠耳!”
显然,真正的文人,对此亦是厌恶的,恰如满天下的“翁”“老爷”,抑或是写得几篇随笔,便自以为可著书立说一般,满条街皆为“先生”“老师”,真文士焉有不反感之理?只不过面对大趋势,无可奈何,趁机恶作剧一番,以泄私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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